王文超：“正书”与行书之关联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

　　张怀瓘在《书断》“行书”条中有言：“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譌。”显然，刘德昇时代楷书并未形成规模，而“正书”之所指当是隶书。“譌”同“讹”，按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譌，即伪言也。”之后张怀瓘给出行书概念的解释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那么，“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的母体为隶书还是楷书，我们应该观照张怀瓘给出行书概念前的按语，是以刘德昇的时代认知为前提，而非张怀瓘所在的中唐时期。

　　正体书法，含括了篆、隶、楷三种书体，是秦汉以来官方通行的标准书体。今有狭义所指，仅指楷书。时至今日诸多书法学习过程中常常提及正体书法是行草书的基础，则是指狭义上的楷书是行草书的基础。实则我们看较早提出行书与“正书”在概念上有明确关联的人是张怀瓘，而张氏的意思则是“正书”的讹写，是为书写简易，畅快而成，本母体是指隶书，与楷书并无关联，缘何今日多言楷书是行书之基础?此亦与唐代有关，在张怀瓘之前，虞世南、孙过庭也已有类似的观点。

　　传为虞世南的《笔髓论》，其“释真”条中言：“岂真书一体，篆、草、章、行、八分等，当覆腕上抢，掠毫下开，䟐牵撇拨，锋转，行草稍助指端，钩距转腕之状也。”“释行”中开篇便言：“行书之体，略同于真。”尤其孙过庭在《书谱》中已经说到“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的理念，楷书与行书、草书之间的关联，自初唐以来便割舍不清。虞世南自南朝入唐，本人兼擅隶草，此《笔髓论》也基本可信为初唐时的观念，那么虞世南所善长的“隶”便是楷书，“草”即是行草书。事实上，虞世南将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后，褚遂良的楷书便已有诸多王羲之行书笔意，这点在《雁塔圣教序》中的起笔与连带动作中一目了然。

武小虎(山西) 李兆洛《快雨堂题跋序》 纵178厘米 横90厘米

　　所以，至少在初唐时因为有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名家对楷书、行书、草书之关系进行串联，加之孙过庭、张怀瓘等学者理论著述的名传千古，各种解读加强了楷书是行书的基础，楷书须有行书笔意这一近千年不变的书学真理。今日习书，完全不必为楷书、隶书、篆书习何种书体为先的问题而烦恼。按目前书法高考的各种培训，大多同时期进行多种书体训练，也多因教师的认知不同，入手前后也各异。至于“正书”是否为行书之基础，则是学术讨论的先后问题，与学习取法无关，大可不必为此纠结，习书者只要有着正确、良好的书写习惯，对书法各种书体循序渐进地了解，做到诸体兼善也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