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卖文售字生财有道

　　康有为卖文售字生财有道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政府缉杀，数次流亡异域，就在这漂泊动荡的流亡生活中，他娶了五房姨太太，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业和多处房产。康有为一生的经济生活，绝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窘迫潦倒。

　　生财有道康有为

　　提起妇孺皆知的“南海先生”康有为，人们联想到的大多都是公车上书、戊戌维新、保皇“勤王”等历史事件。作为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以教育家、思想家而著称，一生中饱受灭族缉杀、流亡异域之苦，但是，孰不知，这位南海先生若是以实业报国，很可能会以巨贾身份演绎爱国热情。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政府辑杀，数次流亡异域，就在这漂泊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娶了五房姨太太，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业和多处房产。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仅从这几话中就能推出：康先生一生的经济生活绝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窘迫潦倒状。

　　眼光独到果敢出手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在广东，康氏家族遗留下80余平方米的房产，即现在广东南海的古居遗址。但据考证，康有为的父亲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却始终没有“转正”，估计当时银包空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否则没有理由拒绝“一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追加投资”。

　　公车上书前，康有为大部分时光是在广东南海祖居度过的，这座80余平方米的一厅两廊两房的房间寄托着康有为的政治夙愿。1898年戊戌变法后，康有为被迫离开中国，辗转港澳、东南亚等地。1913年回到国内后，也大半托庇上海、青岛、大连租界。我国近代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曾为康有为治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概括了康有为在1898年到1914年间的行踪，也就是在这期间，康有为开始经营出版、报社、文化企业以至于房地产。

　　初期，由于变法活动经费时常捉襟见肘，康有为不得不开动脑筋多方筹措资金，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若干投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地华侨纷纷为康有为募捐。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虽然身处异乡，康有为依然看到这里潜藏的财富，他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这些地价就上扬了好几倍，最终这一投资得到十多万银圆(墨洋)的赢利。后来，康有为游历加拿大、日本等地，在海外华侨的帮助下，他利用捐款筹资，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积累了一定财富。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祖传财产有所损失，但是从总量上看，他却赚回了比祖辈遗产更多的财富。康家在广州花埭原有一所别墅。1921年，他在所作《上海愚园路游存庐落成赋诸公》一诗的小注中记曰：“吾以丁酉(1897年)筑别墅于花埭，亦被封，后拨还”。康有为的曾祖康云衢曾购买诗人张南山的听松园改建的“云衢书屋”，由于当时的广州政府修筑马路拆毁了旧居，不能原物发还，官方便把回龙舍分配给康有为，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回龙舍也不是等闲地产，其时是在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康有为的家产损失可以说是悉数得到补偿。

　　由于康有为时常往来上海、广州之间，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 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如同“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康有为向房主盛家租住，每月租金120银圆，年租金1440银圆(今合人民币约10万元)，一住就是8年。这期间，康有为的广州宅子是他的二太太梁随觉居住。1916年后，康有为决定定居上海，同时也看到上海的地皮更有增值可能，于是他变卖了广州的回龙舍，用这笔资金，转手在上海买入地皮。这在当时颇有眼光，不久上海的地价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康有为在定居上海之初，还曾经投资过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获利也颇为丰厚。

　　投资别墅亦租亦卖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上海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 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3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

　　据史料称，康有为购置过三处别墅。杭州的“一天园”是他最花费心思的一座别墅。一天园建筑耗时4年，工程划分了11期完成。康有为关于一天园的记述甚多，在《一天园记》和《一天园诗十章》中，都可窥探到康有为晚年沉醉于自然景色和花树竹木之中，颇有“天游化人”的心境。

　　上海莹园是康有为晚年修建的第二处别墅，1922年落成。此园地处上海杨树浦，临吴淞江，可远眺日出东海，偶见海市蜃楼。莹园的建筑比较简单，康有为曾有《新筑别墅于杨树浦临吴淞江作》一诗。这座别墅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转售给日本人。

　　青岛“天游园”是康有为晚年生活中的第三处别墅，地址在青岛福山路6号。这里原是戊戌变法前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该楼筑于信号山坡，屋虽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盛暑不热，是个好去处。1923年康有为游青岛，当时青岛市长赵琪(军阀张宗昌的部属)招待康有为住入提督楼。康有为看上了这个好去处，就决定租赁。过了一年多康有为将这座楼又买了下来，改名“天游园”，此后每年夏天率亲属子女来青岛避暑。

　　庞大开支依仗颇多进项

　　有人从康氏家族庞大的日常开支推测出，康有为的各种收入每年要超过2万银圆(大约折合人民币80万元左右)，因为只有如此收入才能养得起他的大家庭，以支付各种日常消费生活。

　　康有为的家庭庞大，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另外，据说康家还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看门人，看来康家那时排场不小。平日里，来康家的还有川流不息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有为一概款待如宾，颇有战国时期孟尝君“养士”的古风。

　　康公馆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之家。据媒体报道，康家招待这些成群的宾主，光是消耗大米，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康家五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要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每人2银圆，这些开支每月也得几百银圆。

　　再有，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依照当时的费用，据说仅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圆。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圆左右。

　　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圆，大约折合人民币80万元左右。

　　康公馆这样浩大的日常开支，再加上置办别墅颐养生年的耗费，单是靠康有为买卖房屋赚取差额，也肯定是窘迫难言的。有出必有进，钱从哪里来?据史料记载，康有为经常会得到宪政党的供给。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100万美元，曾以10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为曾以这些古物开过展览会，也出售一部分弥补生活费用。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则无从统计。例如，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就送来3000银圆(有人说是3万银圆)。

　　卖文售字敛财有道

　　康有为的书法曾被称道一时，虽然现在有些舆论大肆批判康有为的书法，但在那时康的书法是他下蛋的“金母鸡”之一。

　　据传，曾经还有人专门假冒康有为的字迹卖钱，无锡富豪荣德生就曾经上过当。荣德生为自己在太湖边的别墅“梅园”托人向康有为求字，付以润笔费500银圆。后来康有为亲临梅园，陡然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笔，就说：“我没有写过这个匾。”主人尴尬愕然，当场又以润笔费500银圆，请康有为挥毫赐墨宝，替换原有的赝品。一刻工夫，500银圆入怀。

　　据说康有为书法的价格(雅称为“润格”)大致为：“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人民币四五万元。康有为还在报刊上登载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

　　康有为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他购地建屋、修墓时，都会因风水而动。1916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在墓地之外，他在茅山句容县(现为居容市)还看好一处风水宝地，于是开辟了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茅山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并没因了风水而沾上财气，最后以失败告终。看来当投资是理性活动时，风险和收益才有可比性。

　　(来源：2005-09-19　《钱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