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衡之书史，“精熟”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举凡书史人物，“四贤”之后，以“草圣”名家者，盛唐“颠张狂素”，中晚唐高闲、亚栖辈僧人，赵宋黄
衡之书史，“精熟”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举凡书史人物，“四贤”之后，以“草圣”名家者，盛唐“颠张狂素”，中晚唐高闲、亚栖辈僧人，赵宋黄山谷，明清祝枝山、王觉斯，至现当代数家。其间，多少人物虽是笔走龙蛇，却依然淹没无闻。其更难者，书意故也，也即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和“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古贤以“工夫”与“天然”比为书艺的两翼，如果说“精熟”是工夫，那么“才情”就是天然。工夫的精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来加以淬炼的，但是，天然的才情则是一种源于本心的涵养。
后世倾向于草书在法度的基础上更注重“书意”的表达，或者说把“书意”看作是超越工夫、技法之外的心绪活动的表现，也就是石涛说的“神遇迹化”。书“意”之于草书，可能是超越书“法”、书“势”的存在。“法”可传，“势”可造，“意”最难得。
风格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标志。历代书家，无不在苦苦探寻自身的风格。凡有书史地位者，无不以风格立世。观当代草书作品，总觉得能够确立稳定而成熟的风格者，寥寥可数。这或许是当代书法艺术包括草书艺术的发展，展现于公众面前不甚令人激动的原因。可以反思的是，展览之中的参与者，是否开启了各自的风格探研之旅，并为之进行着“沉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