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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艺术的学习指导系列之二十二——篆书源流简述

0 2021-04-30 15:41:29

摘要:  篆刻艺术的学习指导系列之二十二——篆书源流简述

篆书作为文字通用于世,是在秦以前。从汉代起,文字已由篆书演变为隶书。隶书是一种被简化了的文字,称今体字。秦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古文字,也叫篆书。

  篆书,按其发展可分为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小篆(秦篆)。

  甲骨文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最早成为体系的可识性文字。甲骨文的使用是在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文字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因此名为“甲骨文”。甲骨文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现已出土10万多片,是盘庚迁殷之后至商代灭亡前273年间的王室档案材料。契刻者是当时地位极高的贞人。文字内容基本为占卜的记录。甲骨文的创造虽出于实用,然而已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如线条劲挺而富于变化,起刀轻入,行刀迅猛,中段粗壮,收刀轻徐,表现了提按顿挫的节奏感。转折处方圆兼备,方者劲峭,以雄强取胜;圆者柔润,稳健凝炼,无不显示出刀刻语言的个性和情趣。结构欹侧开合,以长方为主,笔画繁者字形大,简者小,一任自然,毫无人为的修饰之气。章法大小错落,方圆各异,竖有行,横无列,随意契刻,天真烂漫,妙趣横生,充满了殷商的时代特征(见图8—1)。

  

  甲骨文的出土时间,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由于出土较晚,考释的时间就更迟,故在明清流派印中未曾有以甲骨文入印的式样。现代篆刻家以甲骨文作为创作素材,给篆刻艺术增添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西周随着礼乐制度的发展,青铜器制造的兴盛,在青铜器物上铸刻铭文也大为发展。古代称铜为“金”,故在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被称作“金文”。金文的体式较甲骨文更具规模和体系。

  殷商时代,虽然毛笔已发明,在出土的甲骨上有书丹后未刻的毛笔书写痕迹,但文字特征还是刀刻体的形式。金文是在泥范上先书后刻,已能相当程度地体现书写的笔墨情趣。在艺术上,金文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金文,体势瑰异奇古,雄峻恣肆,笔画厚重,结构方正谨严,字形大小随意,章法错落自然,《大盂鼎》、《令彝》为此时期的代表作(见图8—2)。

  中期的金文,体势柔和,趋于工整,笔画粗细相间,且圆润均匀,刚柔相济,如《静簋》、《墙盘》、《卫盉》等,是这一时期的精品,也是初学金文的较好范本(见图8—3)。

  晚期金文更加多姿多彩,线条均匀柔和,如《毛公鼎》体势纵长,用笔温和,线条轻重有序;《虢季子白盘》行款整齐,遒丽多姿;《颂鼎》华丽高贵,布局疏密相间,用笔圆润流畅;《散氏盘》笔势豪放,行气沉稳浑厚,结体扁圆而呈斜势。这些都体现了金文艺术成熟的高峰,受到了历代书家的青睐(见图8—4)。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基本上延续了西周的体式。由于诸侯各霸一方,铭文的风格也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战国《石鼓文》的出现,开了秦篆之先河。《石鼓文》字体是大篆(金文)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新体式,是我国流传至今最早、最具艺术价值的石刻作品。文字刻在十个鼓形的石上,每一石鼓周围刻有一首四言诗,诗中记述了秦王游猎的情况,约700字,唐初在陕西凤翔三原被发现。由于千年辗转,久经磨难,其中一鼓的文字已无存,其余文字也已模糊漫漶。原石现存故宫博物院,仅存 200多字。《石鼓文》书体属大篆末流,风格古朴纯厚,端庄雅重,圆劲挺拔;结体略趋方正;章法潇洒,气韵淳厚。唐张怀评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确为秦篆之滥觞”(见图8—5)。近代吴昌硕从《石鼓文》得益最多,从中学而变古,化平为奇,古拙苍茫,以此体式入印,创吴氏篆刻流派。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于世。后世把秦代的统一规范文字称为“秦篆”或“小篆”。秦代传世的石刻文字有《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四种(见图8—6)。相传,《泰山刻石》为秦丞相李斯所书。小篆书体用笔遒劲,丰腴均匀,流畅典雅,结体上松下紧,沉着舒展,是篆书入门的最佳范本。

  同时代另有一种与秦篆风格迥异的书体,便是秦诏版、权量衡。这是秦统一中国后刻在权量器上的文字,称为“权量诏版文字”(见图8—7)。这种文字多出于下层小吏之手,书写镌刻随意,落落大方,奇趣多姿,自然朴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明清印家所重视。

  进入汉代,篆书已被隶书所取代,篆书的使用已极少,除《祀三公山碑》、《袁安碑》、《袁敞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和碑额、瓦文等仍是篆书外,大量的碑碣均是隶书。汉代的篆书虽然使用很少,也属小篆范畴,然而从风格到结构、篆法,与秦篆已有明显的区别,故被称为“汉篆”。汉篆与秦篆相比,由于受隶书的影响,用笔和篆法已被隶化,表现了简朴随意、天真烂漫的艺术情趣。流派印家从汉篆中吸取营养,拓展了篆刻艺术的用字范围。

  《袁安碑》、《袁敞碑》分别立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结体宽绰,形近正方,线条流美,刻工精细,具有装饰意味,是汉篆刻石的代表作(见图8—8)。《祀三公山碑》立于东汉元初四年,结体方正,苍茫浑拙,用笔以方为主,近似隶书,行款大小相间,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见图8—9)。《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两碑,风格相似,雍容浑厚,稳健华滋,颇有情趣(见图8—10)。另外,碑刻篆额、瓦文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见图8—11),对篆刻家的用篆影响很大。

  汉以后至明代,篆书一直是沉寂阶段,其中唯唐李阳冰在篆书上有所建树,传世的《唐城隍庙记》(见图8—13)、《三坟记》等碑有一定影响。风格婉约流畅,创造了“玉筋篆”式样。清代篆书是汉以后的复兴时期,名家辈出,各具特色,如邓石如、赵之谦、吴熙载、徐三庚、吴昌硕、黄士陵等均是写篆高手(见图8—14),有很大影响,同时他们的书风与印风都是较统一的。他们的篆书也是学篆的较好范本。

  三国时代的《天发神谶碑》,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见图8—12)。此碑雄强刚健,方峻挺拔,气势逼人,在篆书中独树一帜。齐白石的篆书篆刻受其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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