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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十二品新探（六）——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

书法字典 0 2020-08-11 11:07:15

摘要: 展览名称
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汉隶十二品新探
开展时间
2020年6月15日—2020年7月6日
展览地点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展览名称

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汉隶十二品新探

开展时间

2020年6月15日—2020年7月6日

展览地点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4号）

主办单位

中国国家画院

协办单位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金石碑帖研究委员会

《中国美术报》社

支持单位

东煜文化

前　言

　　“品”，是中国古典美学和传统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作为一种普遍的评论方法和现象在传统文艺理论中被广泛使用，是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审美评论范式。在审美和艺术评论中，“品”既指对包括感受、体味、析辨、反思在内的品评，又指对所评之作品给出应有的范围性的品类和价值性的品级、定位，总之对作品进行属性、风格及其高下优劣的划分和研究。文学艺术品评中的诗品、画品、书品源自古代对人的品评，即肇始于东汉乡里评议制度，该制度逐渐发展为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品评的方式选贤任能，举荐人才。同时，这一品评方式也延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品格的高下成为古人研判艺术的基本方式。

　　基于此，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本着立足传统，倡导使用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品”来界定艺术品质的方式去梳理古代浩瀚的“碑学”遗产。我们计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汉隶”入手，其次是三国魏晋南北朝隶书，再者是隋唐隶书。

　　以传统“品”的话语方式，重新发现和挖掘隶书的美，“汉隶十二品”这一概念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诞生的。结合古人的评述，我们提出了汉代隶书中具有典型美学价值的十二通碑刻，分别是《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华山庙碑》《衡方碑》《封龙山颂》《鲜于璜碑》《西狭颂摩崖》《石门颂摩崖》《大开通褒斜道摩崖》。从文献资料梳理入手，我们对这些经典进行了一次新讨论、新阐释。关于这次研讨的学术理想，一如会议论文中当代著名美学家张法先生所言：“在二王帖学占据中国书法主流的一千多年后，篆隶的经典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不妨以龙门魏碑的经典化过程作一参照。乾隆时代提出‘龙门四品’，经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到同治年代，方达到龙门十品，后定为二十品，到光绪年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龙门二十品’方得到书法界和知识界的普遍接受。而汉代隶书一直以来未有经典化的梳理，‘汉隶十二品’这一新名称的酝酿和提出，意味着开启了汉隶经典化的新路。”这既是我们对经典的一次重新学习和研究，也是将汉隶以及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隶书经典化的新启动。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

2020年5月

论文作者名单

（按年龄排序）

　　骆承烈顾森苏士澍崔陟赖非

　　张法马新林李汉臣杨爱国李樯

　　陶钧李建兴吴川淮刘成纪张深伟

　　张爱国梁培先李虹霖梁文斌张爱民

　　张合伟张啸东郭嘉颖白锐李爱凤

　　宋吉昊梅跃辉李群辉袁文甲李天择

　　梁腾孙若兰

参展艺术家名单

（按年龄排序）

　　韩天衡欧广勇张海周俊杰张景岳

　　王朝宾李成海王冬龄李刚田申万胜

　　何应辉言恭达陈国斌王镛赵熊

　　苏士澍石开胡抗美崔志强刘洪彪

　　刘文华孙晓云陈曦明鲍贤伦沃兴华

　　曾来德包俊宜陈振濂李强张志

　　曾翔赵长刚徐树良王增军李晓军

　　陈平蔡大礼文永生李家德高军法

　　魏杰张英群陈洪武鄢福初胡秋萍

　　陈大中朱培尔张继韩少辉耿自礼

　　郑晓华赵山亭洪厚甜王增云王厚祥

　　管峻范正红毛国典刘新德戴文

　　李远东吕金柱魏广君白砥陈经

　　纪烈华汤永志杨剑锋李守银林涛

　　李国祥李强倪文华李建人张青山

　　张公者张爱国周斌陈海良王道义

　　肖文飞黄博龙开胜何来胜李正良

　　马端兵周红军梁培先巩海涛赵凤砚

　　史焕全戴家妙鞠闻天胡紫桂王东声

　　王墉周剑初郑志群孙希民张志庆

　　欧新中王军杰李晖李明曹向春

　　薛磊黎雪丹倪和军沈浩沈乐平

　　程晓海柴天鳞汪国金鲁大东严文学

　　罗炳生董玮李双阳程兴林栾金广

　　杜浩曾伟子李林王成聚丁剑

　　杜鹏飞乔战雄秦朋唐朝轶逯国平

　　吕雪峰晏晓斐曾宪良陈亮贺进

　　翟圣亮张金龙陈彬陈阳静梅跃辉

徐延波肖春生张逢波韩伯雨黄邦德

理论

自文献载汉律“太史试学童”之

“六体”与“新莽六书”看

简牍、汉碑隶书、八分的演变

张啸东

一、问题的提出

由前征传世文献可知，周、秦之际，是由“史”专门职掌文字书写，而以字样、字书作为文字传习和书写训练的样本，均系依存于国家礼制的设定，并依靠政治力量，加以严格规范与操控，从而使之传承有序、自成体系，因此当时的书写工具和存在的形式多以简牍、帛书为主（而金、石为另外一种存在特征），结合本论文的去向，我们暂时把它称为“简牍、帛书的署书体系”，纵贯经由周、秦发展壮大，以至三国、两晋逐渐式微的此一漫长过程，我们把它称为“简帛书署制度的时代”。

而自东汉、魏晋以降的“名家书法体系”，即由前一体系延续、拓展而出现。在此两者之间前后的并行与承袭关系中，其中最重要者约有三端：

其一，国家对书写字形的规范与严格考课，随着汉末制度的松弛以及对文字书写的疏离，逐渐使文字书写由原来的以“字样”、“字书”为媒介，转由专司其职的“史”来传习；有可能逐步趋向书法楷模学习的审美转化，从而逐步形成东汉乃至魏晋以降的这一“名家书法体系”。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考课而带来的文字书写的各类主要规范，仍然成为名家书法时代楷模所遵循的基本传统。但是以记忆字形、规范的书写的字书、字样，却逐步为仅标识书写技法的碑帖代替。但上述两者之间的转化情境，并没有在短暂时间内相互替代，而是直至延续到清代，都是长期并存的。

其二，前者“史”传字书、字样的体系中，简牍书写的形制、简策编联方式所产生的文字的布局、形款、上下的呼应以及缮写的审美取向等，这些都对以后的“名家楷模”书法体系，构成此一书写传承的基本原则，以至而今。而后者对历代“史掌书”的传习的影响力，却又是极小的。

其三，前征此两者书写状态，在统一的文化大背景下，所使用的工具是一致的；以后书写工具的改进亦是同步的，此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了晚清以至民国。正是在这样的长久的“一致”基础上，使得“史”传字书、字样的体系与“名家书法体系”，没有产生完全背离的发展趋势。直至民初所谓的“碑学时代”以后，随着统一文化背景消解，新书写工具的引进等等因素的诞生，这一“非背离”的局面才渐渐发生转化。

现选择简牍署书时代的字体、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等六项，逐一予以分析评述如下。

二、西汉、新莽与东汉三代书署制度中的简牍之字体概说

据前论述可知，秦以前文献多无字体的名称与分类，亦均无所谓“篆”或“隶”的名称，而“秦承周制”秦文字系自西周文字演变而来，“汉承秦制”秦文字又为两汉以下文字所由出。

西汉以来的文字字形变化始繁，字体才各有专门名称。例如：称述其前代文字的“大篆”，“籀书”、“古文”；以及称述其当世的“隶书”、“左书”、“史书”、“八分”、“草书”等诸字体专名，也都是多出于两汉或以后的文献记述。

虽然两汉以后，文献中字体专名已经出现，但通过我们当下所见到的出土文献，或曰出土书迹，来直接确定某篇文字之所属书体，也还是存在着种种障碍。诸如，其中秦、汉篆书、有波挑的隶书以及草书，因其书体特征较为明显，应属较易确认者。但以此类字体，同传世同类已经定型的字体相比较，两者仍是存在不少差异的。

另外一些自东汉后期出现的行书、正书类书体的雏形，则更为复杂。从现在看到的出土书迹遗存而言，此两类书体的早期形态，多系与当时的俗笔隶书的某种特征裹挟在一起，其共同特征之一，即使是较为正式的字体，其笔画间往往都有潦草连笔；其二是其偏旁或笔画都多有省并的写法。其中以草隶书更具此类特征，使其中蕴含的正书的雏形特征愈发模糊，而多难以确证处。

因之，较早审慎地提出“早期正书、行书特征”的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裘锡圭《古文字学概论》两书中的某一章节，同时将考古出土书迹中某类汉晋俗写而不同于工整隶书者，由前者首先界定作“新隶书”；后者则基本沿袭了启先生此一说法。

一如前征，战国诸侯分立，造成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以后，至秦之季，兼并六国，严厉推行以本国文字作为规范，以法令“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再者“燔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矣。亦遂使在东方通行东方六国的诸系“古文”，因之灭绝。加诸秦、汉之间，西楚项王煽火咸阳，致使官藏经典，亦有回禄之灾。而“汉承秦制”的汉初的文字，是基本延续了秦文字发轫的轨道，使文字终归于统一。但也正因为此，数代以后，西汉的学者除小篆和隶书而外，也多已不能识读被废除的六国文字了。从而在学术史上分出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学派，由此就产生了贯穿两汉以来所谓“古文”与“今文”的分别。

所谓“今文”者，应指秦统一以后的隶书等文字，而“隶书”专称，却来得极晚；而“古文”，则约指秦统一前与秦不同的，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的孑遗，而因年代久远，这其中诸如，依据古文《左传》（北平侯张苍向朝廷献《左传》一事，即载于《说文解字·叙》）和孔壁中书等古文经简策的少部分字形，以及其他古文经书的字形，东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选录了“古文”总五百一十字，此与“籀文”（二百多个）同例，都是秦小篆所不能包括的秦文字的异体字。《魏正始三体石经》及五代至北宋初的郭忠恕《汗简》，广泛搜集能见到的古文材料总七十一家，并以《说文解字》部首顺序排列，是较早的一部汇集“古文”的字书。其后，夏竦《古文四声韵》，又将所见古文按韵部分类。前徵这两种传抄“古文”的字书，同《说文解字》所录的古文字体多相同，同时前征三书中所收录的大部分古文文献，如今早已亡佚无存。

前征所谓战国“传抄古文”者，系指汉代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古文字字形，主要是指战国文字。据传抄古文遗存来看，计分作篆体原字形摹本、隶古定等两部分。传抄古文虽多系后人摹写的篆体字形，应算作是第二手材料，但它却是可以和当下所发掘出土的第一手文字资料—战国楚简文字，相对照加以研究的，这已经成为当前研究战国文字的一个重要方法。

早在20世纪初，罗振玉因撰《流沙坠简》一书，曾于《简牍遗文考释·序》一文中，对其中考释古简文字（罗、王当时面对的是汉、晋简牍）的困难和残简（包括残纸）的意义有很好的说明，他指出：

古简文字最难识，其实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檄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义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尤甚。此编所录合简纸计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过二三，其可考见事实者亦少。然借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禆益亦甚巨。

在是篇《遗文考释》一文中，于“遗文·六”（木简），罗氏举出其中“衣”、“褚”两字，“均用篆体，知此书出西汉人手，其时隶法尚未备也”；再据“遗文·二一”之简文中有“灭诸反国”、“公辅”的记载，推论此简当书写于“始建国五年”西域诸国叛离王莽之后，其书体为章草，而书写时代远早于张芝、索靖之前；而“遗文·六七”“遗文·七五”与“簿书·三二”以及“屯戍廪给类·一一”“屯戍廪给类·一二”简文，其书体亦均为章草，其中，后两者存“有建武三十一年”、“有永平十一年”纪年，这是东汉章帝祖父光武帝和父亲明帝的两个年号，所以罗氏推论“章草始于章帝者殆不然矣”；如“烽燧·二二”神爵四年简与“二爨”碑相近；再如神爵四年简文字近于“今楷之滥觞，至永和二年简（簿书·三二。啸东按，下同此）楷七而隶三矣。魏景元四年（杂事·五六）则全为楷书”等。罗氏由此推知“钟（繇）太傅诸帖”不能断为后世“摹失真或赝作”。此发现，可以说已冲破了传统文字学及书体演变文献的成说。

而自嬴秦至西汉，两汉所通行的简牍署书体，其主要字体是隶书，辅助字体是草书。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再次演变出一种比较简便的俗体，有些学者将其称作“新隶体”。到东汉晚期，在此一“新隶体”和草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行书。大约在汉魏之际，自简牍署书体而言，可以具体到三国吴简，又在行书的基础之上形成楷书。楷书出现以后，隶书和“新隶体”，并没有立即丧失它们的地位。正如，西汉初年，隶、草普及，而重要文牍、文献所用仍为古、籀、篆文。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萧何六体”说，与同时代略晚的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载之“新莽六书”说的比较研究。

按：史书所谓“萧何六体”一说，乃首次由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一书载及，记曰：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课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记汉律“太史试学童”之“六体”，其内容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等。

许叔重《说文解字·叙》则继提出“秦书八体”后，再拈出“新莽六书”一说，曾云：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颇者，闲见之词。于古文闲有改定，如字下‘亡新以为从三日，大盛，改从三田’，是其一也。”按本书七篇上晶部：“杨雄说，以为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宜。亡新以从三日，大盛，改为三田”；而关于“六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与周礼保氏‘六书’，同名异实。莽之六书，即秦八体而损其二也。”

现将汉律“太史试学童”之“六体”，与“新莽六书”，据其后诸贤梳理，逐一分析叙述如下：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据向夏《说文解字叙讲疏—中国文字学导论》一书按：鲁恭王得孔壁书事，最先言之者为刘歆。《汉书·刘歆传》载《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班固撰《汉书》，采入《艺文志》《景十三王传》。唯《史记》不载此事，《儒林列传》止谓“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史记·儒林列传》的孔氏古文，应该就是《汉书》所记的壁中书。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认为：“孔壁中古文经的抄写时代，固然不能知道，但往上不会早于孔子生存的时间，还有汉代政府藏书中所谓‘中古文’和一部分私家所藏萼古文经籍，上限更不可知，但它们的下限都不会晚于秦始皇三十四年（是年焚书—编者注），自然可以说它大致是六国时的写本。”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儿’下云‘古文奇字人也’，‘无’下云‘奇字无也’，许书（啸东按：即《说文》）二见。盖其所记古文中时有之，不独此二字矣。（《汉书》）《杨雄传》云：‘刘歆之子棻，尝从雄学奇字。’按，不言大篆者，大篆即包于古文、奇字二者中矣。”

而向夏《说文解字叙讲疏—中国文字学导论》（180—181页）一书按：本书除“儿”、“无”两个奇字外，还有五篇下仓部的奇字“？”，又十一篇水部的奇字“？”，又十四篇孨部的奇字“？”（晋字）。至于新莽的奇字，是否就是本书的奇字，虽然没有确证，但段说近似。

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宋本《说文》此字作“之”）所作也。

而《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帝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等两书，皆以《说文解字》所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三字，当在下文“左书即秦隶书”句下。

传世文献以为，“隶”者，秦之俗书为隶，汉之正体为隶。

魏晋以至唐代之书法文献，真书亦多称为隶，名同则实异。乃是“史掌书记”之署书字体，形改书体名未改所致。如唐孙虔礼《书谱》之中所谓“且元常专工于隶书”者，即专指楷书而言。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称“程邈隶书”为“古隶”，唐虞世南《述书旨》称晋人“真楷”为“今体”，似都有意无意要与汉隶之说相区别。

西汉的篆书—两汉时代的正体之一，后世文献多以为两汉正体为隶书，揆诸史实，篆书在国家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然是层阶高于隶书的通行体（啸东按：但在出土的西汉以来的简牍署书体中，篆书却稀见，大多数仍为隶书体）。直到东汉晚期的蔡邕所撰《独断》一书仍记载曰：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直至东汉蔡邕时代，等同汉皇的诏书的“策书”等重要行政文书，一般是以“篆书”书写；只有“三公以罪免，亦赐策”，但其字体要改作“隶书”书写。可知终其两汉四百余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国祚，重要行政文书仍以篆书抄写；只有级别较低或者有类似贬斥的文书，才会施以隶书。

见于史籍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周宣王太史作《史籀篇》之后，经过秦而迨至西汉文、景以后，闾里书师合《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三篇，以合成《仓颉篇》，因分上、中、下三篇，又称“三仓”。而据年代略早于许氏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一节记述：“《仓颉篇》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篇》六章者，中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篇》七章者，太史令胡毌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可知秦“三仓”所用字体仍为秦篆，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小篆的范本（《说文解字》就是此一体系重要传世承载者，我把它们称作传抄秦篆文献）和当时识字教育的课本。

再至西汉武帝时再有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训纂篇》等。其中扬雄《训纂篇》连同《仓颉篇》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字，汉和帝（公元89—105年）时，贾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篇，《训篡篇》为中篇，《滂喜篇》为下篇。这三部书也被称为“三仓”。可能已改作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了。

经过“秦火”，汉代的篆书逐渐不通行，传世的汉金文，有不少是用篆书书写的。

王愔《文字志》载有所谓“尚方篆”一说，当属于尚方的所造铜器上所铸造或刻凿的篆书。新莽时代的权量、货币文字是极精的。

另一类篆书多出现在汉碑的碑额上，汉篆所书的碑刻则仅有嵩山《少室石阕铭》（是碑无载年月，前人考其系年在延光二年，即公元123年立）、《开母庙石阕铭》（延光二年立）两阕铭，《袁安碑》（永元四年，即92年立）、《袁敞碑》（元初四年，即117年立）以及《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等，还包括篆隶法杂糅的《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其他尚有一些东汉，诸如《孔宙碑》《华山庙碑》《尹宙碑》《三老掾赵宽碑》《郑季宣碑阴》《西狭颂》《韩仁铭》《张迁碑》《郑固碑》《鲜于璜碑》《白石神君碑》《王舍人碑》诸碑的碑额等。其他就很少有篆书了。

唐兰《中国文字学》误征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势序》，作东汉蔡邕《篆势》（载卫恒《四体书势》）本文，记载“扶风曹喜，建初称善（原文作‘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又征同样为卫恒《四体书势·篆势序》：“少异于（李）斯”。后魏江式《论书表》说：“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文献多载“悬针”（诸如汉碑额中《郑季宣碑》《仙人唐公房碑》等）、“垂露”（诸如汉碑额中《孔宙碑》《华山庙碑》《赵菿碑》等）、“倒薤”等篆，据传说亦均系由他所创始。

另有崔瑗，唐李嗣真《书后品》将崔氏列入“上上品”认为：“爰效李斯，点画皆如铁石”；唐徐浩《古迹记》记述他篆《吕望》《张衡碑》。其中后者，迨至元时还存在，吾邱衍记述：“崔瑗篆，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篆法故也。”唐兰以为：“近年出袁安、袁敞两碑很可能就是他写的。”目下尚无确证，但其笔势、笔法或可仿佛。

而汉代所见简牍中的篆书体，多为：

①习字简；

②签牌以及木楬上所抄古字书或是题写的大字。

特别是后者多具有装饰性意味。

四曰左（宋本《说文解字》此字作“佐”）书，即秦隶书。

《说文解字·叙》叙述“新莽六书”进而曰：“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蔡邕《圣皇篇》所谓：“程邈删古立隶文”，其后则多沿袭此说，以为隶即程邈所作。《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帝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曰：“左，今之佐字。……左书，谓其法便，可以佐助篆所不逮。”两汉隶书乃文字第二大正体，详述于此“六体”之后。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也。”（啸东按：此详“秦书八体”之五曰摹印）。

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曰：“书幡，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卪（节）。上文四曰虫书，此曰鸟虫书，谓其或像鸟，或像虫。”“按秦文八体，尚有刻符、署书、殳书，此不及之者，三书之体，不离乎摹印、书旛之体，故举二以包三。古文则析为二，以包大篆，莽意在复古应制作，故不欲袭秦制也。”啸东按：秦书八体的“虫书”、王莽六体的“鸟虫书”，这两个术语的意义完全相同。“虫”字在上古的词义，据王力《汉语史稿·下册》提出“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并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为证：“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所以虫书可以包括鸟书。

再如前所论，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势序》一文，则同时征引了“秦书八体”（称作“文有八体”）、“新莽六书”。尤其后者，大多是撮录了《说文解字·叙》所载“新莽六书”的解释。其中对“三曰篆书”，解释作“即秦篆书也”，而无“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句；许慎原作“六曰鸟虫书”者，此处作“鸟书”。

据史载可知，在秦始皇“书同文字”、焚毁儒学的双管齐下的政策而下，迨至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皆今文经学，“古文”只是偶见或发现的古文经及出土的古器之上。甚至可以说几乎在整个西汉时期，“古文”已与大众无涉了，而至王莽执政、称帝之时，“寻旧本道，遵术重古。”（《汉书·王莽传》）亦如前《说文解字·叙》所谓：“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他曾“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原在西汉哀帝时，刘歆与诸博士争立“古文经”于学官而未成，如今却可以正式立于学官。据《汉书·儒林传赞》：“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而《汉书·艺文志》在“《周官经》六篇”下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说文解字·叙》中所谓“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可与莽新时“好古之风甚嚣尘上”的环境两厢协调。新莽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大行，“古文”开始由部分人传承，改作立于学官，“王莽六书”的制定者，即是贬抑“今文”的始作俑者。所以也就是在此时，才会把已通行西汉多年的“今文”贬抑作“左书”，并明确作“即秦隶书”。于是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变篇》以及《新学伪经考》卷三下，同有一段互相重复的文字，认为“隶书之名，是刘歆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说比之，以重辱之”的结果。

而自出土书迹之字形结构和书体遗存两方面考察，秦代与西汉早期的隶书，其延续痕迹是极重的。著名的如张家山、银雀山等西汉简与放马滩、睡虎地秦简，有些字形如出一辙。我们一般把此一阶段的早期隶书，称作“古隶”，而多把西汉武帝时代定作是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过渡期。

而就署书体的载体而言，在两汉时期，竹、木简依旧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牍也使用的极其普遍。在西汉简的早期部分，还存在一批抄写于西汉早期墓葬马王堆M3的帛书（1973年出土）这一载体上的文字，该批帛书所书文字字体除少数用篆文书写外，其他均用早期古隶抄写。其中一部分字体跟篆书体比较接近，其抄写时间最早可能达到秦末汉初，其他多抄写于西汉文帝时代。该批帛书可以说是考察秦篆与“古隶”两者之间延续的活化石。20世纪初，以及其后的70年代，在汉代敦煌、居延（应包括肩水金关）的边塞及悬泉置遗址，都曾经发现过少量抄于帛上的隶书，内容是书信和题署，武威东汉墓中也出土过多为篆书体的题署。

东汉中期以至桓、灵时期，文献所谓蔡伦造纸—改进造纸方法以后，西北居延、敦煌汉简出土地以及内地诸省汉墓中出的纸的标本及书写物，开始多起来了。

在以往的传统字体以及书法的研究当中，学者多以其中汉碑名品，诸如《熹平石经》诸刻石以及《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华山碑》、《孔宙碑》、《曹全碑》、《张迁碑》诸碑，《郙阁颂》、《西狭颂》、《石门颂》三颂摩崖，来讨论东汉后期桓、灵之世的书写状态。虽然据文献载，以后对书体演变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诸如被后世尊作“草圣”的张芝、“行书之祖”的刘德昇以及被誉为“正书之祖”的钟繇，他们一生中的多数时间，基本都生活于此一时代，其中后者更是多被视作“曹魏书家”，但使人不无遗憾的是，前两者的书迹早已失传，钟繇书迹也仅有三至四件刻帖本流传，此一时代虽然在隶书、草书较为鼎盛且系行书和正书兴起的时期，但其具体书迹还是要多依靠同时代出土简牍书迹作为确证。用以清理两汉总四百余年的书体存在、日常书写状态以及流变；探讨篆书的沉潜、隶书的演变与兴盛，以及新书体诸如草书、行书、正书先后形成的过程与演变规律。

而迄至南北朝时期，纸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才比较彻底的代替了简、牍。而在晋代，纸在生活中已应用的极为普遍了，但政府的文书、簿籍却往往仍使用简、牍。

简牍上的文字，通常是用日常使用的字体所书写。与之相比较，同时期的金石铭刻，诸如西汉铜器等在选择字体上，就显得较为保守。

在本文经过系年的西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古隶向今隶过渡，并逐渐成熟以及草书逐渐形成；而在东汉中晚期的简牍上，则可以看到早期的“新隶体”。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晚期，出现了在墓葬里放置写有镇墓文的陶瓶的风气，这类镇墓文的书体就多为“新隶体”。而魏晋简上则是“新隶体”、行书和草书以及早期楷书的杂糅。

三、西汉时代的“今文”，东汉以后的“隶书”—两汉时代的正体之二

综合“战国楚简文字研究”以及“秦简文字研究”两节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史籍较早使用的字体名称—“古文”者，就是统指“今文”以前的古字而言的。而“古文”、“今文”这一组相对的概念，均系自汉代文献才出现，更确切地说这些文献亦均出自东汉，诸如班固、许慎等古文经学者所撰。此系用以界定先秦，由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到了西汉才陆续发现的用“古文”抄写的经书以及出土的古器物上的文字。用以区别在西汉，才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皆“今文”经学所通用的文字。换而言之，西汉的儒家经典多数系由通行的“今文”抄写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今文经”。

而前代学者早就认识到所谓的“今文”者，即“隶书”也，诸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云：“汉之所谓……今文者，隶书也。……隶书，秦、汉间通行。”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亦记述：秦时的隶书，“汉谓之今文”。虽然前征两者已明确了上述意见，但他们同其前后的其他学者一样，认为两者系“两名并存，无时代区别”的一个问题。

而忽略了截至目下，“没有一只（个）真正的西汉时期的以‘隶’作为书体名称的用例”、“在西汉和东汉（的文献中），就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所以后世所谓“隶书”这一书写实体，西汉以至新莽，只有“今文”这样一个名称。

史载班固《汉书》成书于东汉章帝建初（公元76年—公元84年）年中，据《后汉书·班固传》载“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其中《艺文志》之“小学家·序”所谓：“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班氏是东汉初年的史官，通过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到，“今文”是秦始皇时代的重要书体。同时从现存关于“隶书”此一概念的提出时间顺序观之，前征东汉班固此段话，应该是“隶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

而传统文献学文献中，诸如荀悦《汉纪》卷二五“关于‘六体’的一段文字”，认为班固《汉书·艺文志》可能抄自刘歆《七略》。如果真如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变篇》以及《新学伪经考》卷三下，即有一段互相重复的文字，提到“隶书之名，是刘歆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说比之，以重辱之。”刘氏系在（西汉）哀帝时已把“今文”改作“隶书”，却为何时隔不久至新莽定“六书”时，要再将“隶书”改名作“左书”呢？这是把“隶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上溯至刘歆《七略》，需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

继之，王充《论衡·正说篇》在讲到《论语》时有曰：“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颂。”其后，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坦言：“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于此可知，时人坚认“今文”亦为仓颉所创造的字体，系自古传承下来的正文。作为古文经学派的许慎，是对此要加以斥责的，斥以上行为作“俗儒鄙夫”，他在《说文解字·叙》中是延续和发挥了班固的观点的，“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此条文献《说文解字》之小徐本、大徐本均同，“隶卒”、“兴役戍”，段注本改作“史卒”、“兴戍役”，尚不能知其何据。）

此后，关于“隶书”一词的早期使用例，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一书曾详细征引，其中因为《说文解字》一书强大的影响力，其所谓“隶书”之源之名，遂多为后世所沿袭。诸如崔瑗《草书势》（载《晋书·卫恒传》）曰：“帷作佐隶，旧字是删”；赵壹《非草书》：“故为隶草，趣急速耳”；郑玄《尚书大传序》：“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声音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汉制度》：“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其后，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魏晋时成公绥《隶书体》：“虫篆即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潘岳《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江式《文字源流表》等篇，虽然此处所征文献几乎已全部将“隶”，作为书体名称使用，但该批文献以时间为线索，自蔡邕《圣皇篇》为界，前多贬鄙，后逐渐加以褒扬的语气，则也十分明显。

但就秦代所使用的简牍署书体之一—“今文”（即俗称的隶书）而言，则是在战国时代秦系文字俗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钱玄同较早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撰的序中即指出“当亦始于战国之世，为通俗所用”。20世纪以来，特别是自西汉“马王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简”以及“睡虎地秦简”出土以来，学界多将此一时期的隶书称之为“早期隶书”，或曰“秦隶”或曰，“早期隶书”，再或曰“古隶”，其中，最后者也可以用作跟楷书的别名—“今隶”相对的专用名称。

此类隶书，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在秦系文字中逐步形成，因“汉承秦制”而延续至西汉武帝前期还在使用。诸如战国末期战国秦至秦代出土简牍中者，诸如：

①四川青川县郝家坪M50战国晚期·秦墓出土《为田律》木牍〔M50木牍所记的时间由“二年十一月”至“四年十二月”止，经考证“二年”为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丞相戊”即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的左丞相“甘茂”。则该墓下葬时间，只能是在秦武王四年十二月之后，可能在秦昭王元年左右，即M50的下葬时间〕。

②湖北江陵岳山M36战国秦（秦统一以前）墓出土《日书》木牍。

再如处于秦、汉之交的过渡期的出土简牍，诸如：

①湖北省孝感地区云梦龙岗M6秦（系年上限在“秦王政二十四年”，下限则主张定在“秦二世三年”）墓及其中所出土秦律竹简（《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及“其他”等五种内容）及木牍（文书，性质暂无法确认）。

②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兔子山遗址（开凿于楚国，秦代沿用，其废弃的时间当在秦末或为张楚、楚汉相争时期）古井J9及其中所出土竹、木简（如秦二世继位诏书，益阳县县署记录簿籍等，主要为行政文书）。

因之，如前述，我们以为就两汉简牍署书体中的隶书而言，西汉武帝以前的“古隶”时代，它的上限也还是要延宽至秦，下限截止西汉武帝以后为宜。所以我们又把西汉“武帝时代”，看作是战国·秦代出现的“古隶”，向“今隶”过渡的关键阶段。西汉青铜器上铭文的存在状况，也颇类似于前述；而西汉石刻文字的书体，较之前者，要更保守一些，如著名的宣帝之《地节二年买山记》《五凤二年的刻石》，都还是古隶书简的面貌，远远古于八分意味。

从我们加以系年的西汉出土简牍实物来看，在西汉早期（为西汉武帝初年以前）简、帛上的隶书字体里，明显有接近篆文的字形，诸如时代在西汉早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其字体中有的基本笔法是篆书，有的基础笔法则为古隶，诸如：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M1战国末秦以至西汉初期（文帝、景帝时期，南越国）墓及其中所出土木牍（主要内容为从器志，以及东阳田器志，即“农具出入的登记簿”）以及木简、封检（皆系器物的标牌），此文字仍属秦隶形态。

②“马王堆帛书”较全面地反映了篆书与古隶之间的相互影响发展趋势。

③湖北省沙市萧家草场M26西汉（早期，上限在西汉初年，下限不晚于文、景时）墓及其中所出土竹简（遣策）。

而在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武帝晚期以后汉简上的隶书文字中，这种篆隶交杂的字形就大大减少了。诸如“斗”、“自”、“它”以及“大”、“木”等字。在武帝之后至东汉晚期这段时间，署书体之隶书的字形仍在变化，诸如“其”、“五”等，变得与后期的楷书字形愈来愈相近了。据有关学者考察，此时隶书的字形，大都是按由繁到简方向演变。

而在少数东汉晚期的碑刻上，还可以看到有意按照小篆字形来写隶书的复古现象，诸如《司农刘夫人碑》的“农”字，《祝睦碑》的“一”字等。我们在《〈仓颉篇〉之书体研究》一文中所提到的，从文字学角度而言，整理者以为此种字形“是汉代人对先秦古文字的隶书写法”，即文字界通常所谓的“隶古定”，系由篆到隶的一种过渡字体。此说最早见于所谓伪孔安国《尚书·序》，其中有“隶古定”此一说法，但这只是一般读法，或谓“隶古”不与“定”连读，系指以隶书笔法来传写“古文”的字形，后来也把用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字称作“隶定”。

关于“隶书”的概念，文献记载较为复杂，当下一个较为约定俗成的意见，即“有关徒隶的字”，是以“以趍约易”的俗体字。

而古文献所谓“俗体”者，其一，系指字的构造与结构而言，诸如自许慎《说文解字》而下，如唐初（约玄宗时）颜元孙（颜真卿的叔父）所撰《干禄字书》以及后来的大历十一年（776年）张参所作《五经文字》，再有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唐玄度撰《九经字样》（全书有76部，有的字在偏旁上不好归部的统归杂辨部，共收字421字。），直到清朝的《康熙字典》等书，均系对于所谓正字和俗字的辨别，皆为辨正经传文字形体的书。其二，约系指书写风格者，其年代在书写风格提倡的唐代以后，如所谓“院体书俗”者。

另有三种简牍署书体类型，无法归入前征文献—汉律“太史试学童”之“六体”与“新莽六书”者，梳理如下：

① 西汉武帝后，逐渐成为正体的—规整的隶书 20世纪以来，考古出土或搜集到的两汉竹木简册、木牍以及帛书数量可算是较大的，而且其形制亦是丰富而多样的。如果再将历代传世的汉碑（主要是东汉碑）纳入共同的检验视域，两汉时代，由于书写件类型的有所区别，从而导致的隶书体的种种形态的不同，即比较明了了。就简牍而言，其形制主要有上、下行文书（或抄件）、簿籍、签牌、封检以及名刺、书信、手札等。随写件应用的场合或正式件与抄件的不同，当然还包括书写者的个人因素，则有的写得严谨正规，有的则写得草率流畅。

其中规整的隶书的写法，则通行、通篇中，字形结体较周正、工稳，笔画中的波挑很分明、细劲，“蚕头燕尾”式的横画—“隶波”已经习见。

② 签牌、木楬上的装饰性隶书体，此应算作是规整隶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主要应用于政府郑重签署的封缄或木楬。此在敦煌、居延汉简中多见。其中的书写章法，横画尽量向两边伸展。明显有设计摆布过的痕迹，其密处多现“密不透风”紧严，或许书写此类，会有其较固定的程式。其书写笔法灵活爽健，波挑明显，挥洒迅劲。

③ 草化的，或曰俗体隶书—书体，从已出土简牍书迹来看，汉代文书与抄件所行用的字体，除隶书而外还兼有草书。此中“草”字，在古代文献中多作简便、粗率而言。草书在最初作为某一书体专有名词之前而言，就是取了这种含义。因此，在文献意义上凡属写得潦草的字，均可冠以草书之名。

有学者举而征之于《玉篇·部》：“士洽切（今音zha），行书貌。”其名称作“？”的书体，用以来界定此部分简牍字体中草率的，而又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的隶书体。再如《广韵·洽韵》：“？，行书。”《集韵·洽韵》：“？，行书也。秦使徒隶助官书艸，以为行事，谓艸行之间，取其疾速，不留意楷法也。从筆从部。”而据《集韵》，此一书体名称，是早在秦代已出现了。睽诸20世纪以来出土的秦与西汉简牍文字，如睡虎地秦M4所出土木牍以及银雀山西汉墓所出土部分古抄本，在这类简册书体中，已经可以看到一批写法类似后来草书偏旁，且整体字亦写得草率，而其字形仍然沿袭“古隶”结构的状况，以此“？”来称述此类自战国以来，秦系文字中“草率的隶书”，似甚恰当。

而“草书”作为一种专门的“字体”或“书体”概念，大约是到了汉代才形成的a。据载约自东晋始，为了与当时“名家体系”中形成的新体草书相区别，遂改称汉代的草书为“章草”，新体草书相对而言被称作“今草”。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之“隶书的形成”一节b提出：草书就是在秦文字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其实，同属战国文字的楚系文字（时代略早）当中，诸如部分简册中，已经出现了草率、连续的写法。

约到了东汉早期的隶书，其主笔勒（横）画之“燕尾”处，还出现了正上挑的收笔，这已经和章草中的“走之”草法相接近了，这大约是隶书因急速、草率的写法而导致的。

总的来看，此时隶书之俗体，虽然还保留有“勒（横）画宽结”、“笔笔断开”的隶书书写特点，但其较显著的掠磔翻挑之笔，逐渐减少，其大多笔画的书写已多“弱化弧度”而日趋“简直”，诸如其中之掠（撇）画已多径直引笔而下，直接写作上粗下锐的直掠（撇）。

四、汉代简牍署书正体之一 —“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在前一节，我们依据汉代署书的字形结构、书写风格以及秦汉书署制度的延续性等实际情况，将西汉早期隶书称作“古隶”，并依旧划入秦系署书文字内。

汉代隶书的成熟阶段又该确定始于何时，随着两汉出土书迹的日渐增多，此一问题已逐渐清晰起来。我们认为应当是在简牍制度基本成熟的西汉武帝时代。

而后世视作标准的汉隶，也是东汉汉碑字体的主要形态，传世文献也称作“八分”。此一名称，据考大约在汉、魏之际才出现d。

由目下所见出土书迹实物来看，秦以至西汉的早期古隶，多只是简捷的篆书，基本的用笔法则尚不固定，直至西汉末年才逐渐整齐起来—“楷法”初具，且有了波势。20世纪以前，大家最先看到的汉代成熟隶书，却绝大多数系来自东汉晚期碑刻上的文字。较早的石刻，诸如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的《王稚子阕》、元初二年（公元115年）的《子游残石》都是此类新体的代表。

20世纪以来，由于借助出土简牍署书实物，诸如：

敦煌汉简（载《流沙坠简》）中的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简已经是精美的隶书体了：居延汉简、定县汉简、尹湾汉简等等，

我们才在年代早于石刻文字百余年的简牍之上，见到了这种成熟的汉代署书文字—“八分”书。

文献记载另一个“创隶书者”—王次仲，蔡邕《劝学篇》仅载“上古次仲，初变古形。”而据《晋书·卫恒传》（此文中收入卫恒《四体书势》一文）则记载：

“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

此载传说中的王次仲，当建初（公元76—84年）时始作楷法。唐兰《中国文字学》一书以此推论：隶书“楷法”盛于（东汉）灵帝（始于公元168年）以后，卫恒卒于晋惠帝元康元年（始于公元291年），由他来叙述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前徵文献云：“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可知“八分”之名系自汉末以后才有的。

王次仲究竟何时人，前征两种文献均未能详。张怀瓘《书断·上》引王愔《文字志》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引萧子良说，以为：“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分别认为或系东汉章帝时人，或系灵帝时人，一时莫衷一是。张怀瓘以为“二家俱言后汉，而两帝不同”，唐兰《中国文字学》认为：王愔所言的“建初中”，其时代“倒可以仿佛”；而据《四体书势》载，灵帝时能书的人是师宜官，因此主张王次仲的年代应在灵帝前，所以推论萧子良说不足信。目下，仅据对王次仲的以上记述，其时代尚无确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班固、许慎的时代，还没有此人与此类传说。

要迨至北魏郦道元《水经·卷十三·水注》与梁任昉《述异记》两书，均记载了王次仲造隶书的传说。张怀瓘《书断·上》所征《序仙记》《太平广记》所征《仙传拾遗》也都有过记述。其中郦道元注载曰：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首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小之名矣。”

张怀瓘还征引阳固《北都赋》说：“王次仲匿术于秦皇，落双而冲天。”在郦道元的注以及其后的文献中，王氏已变为秦人，遇始皇怒，化仙鸟而去，几近童话矣。有关“王次仲作隶书”的诸多记载，近人马非百《秦集史》曾对此辑出《水经·卷十三·水注》、《图书集成》引《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七四九引《书断》等文献。总览以上史书所记程、王两氏所谓“造隶书说”，历代文献所载，起源既晚，史不足征。尤其王次仲者，如其确系战国秦人，则基本没有可能再是“八分书”的“作”者，而又说程邈作隶书系以王次仲为蓝本的说法，均不见于较早的古文献记载。所以有学者以为此两则传说，究其源，均系自“班、许的隶书说生化而来，层累增益而成”，还是极有道理的。

其中提到“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张怀瓘以为“既变仓颉书，即非效程邈隶”、“始皇之世，出其数书。小篆古形犹存其半，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故知隶不能生八分矣。”并直接指出八分者，乃“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八分”，这个名称的起源年代，考诸文献所载历来多有歧见。孙海波《中国文字学概述》以为始于晋以后；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据《古文苑》卷十七所录魏时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文》即有“八分书”一专词，认为其名始于“汉、魏之际”。确切而言，是汉末才有。

关于“八分”得名的原因，古文献和当下学界的说法亦多有不统一处。而隶与八分之辨，亦久成聚讼，仅清人专论此问题者，即有顾蔼吉《隶八分考》一卷，方辅《隶八分辨》一卷等。而有关“八分”得名的原因，撮其要者，主要有四类：

其一，据《古文苑》之卷十七载，魏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文》云：“魏大飨（碑）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表顗（应作“覬”）；并金针（一作“金错”）八分书也。”此中所谓“受禅表顗”者，亦即是说《受禅表》为卫覬所书。

其二，据张怀瓘《书断·卷上》之“八分”一节，征王愔“八分”说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认为是由于这种书体以“字方八分”的尺度为大小标准。

其三，据《书断·卷上》同一节，认为“隶楷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由于这种书体字形较扁，因“八”字有“相背”之义，笔画向两旁伸展，“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

刘熙载《艺概·书概》亦征王氏说，以为：“王愔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云：‘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并总结性的提出“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其四，据群书引宋周越《古今法书苑》所载伪托蔡文姬之名，言此类书体系“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所以称为八分a。

再据《魏书·江式传》所谓：“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此中所谓“碑”者，亦即《熹平石经》也，其中字体与前征所谓《受禅表》及《上尊号碑》b的字体均属一类。而《唐六典》卷十则云：“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知此“八分”称谓，即指此类字体。

张怀瓘《书断·卷上》之“飞白”一节征王隐、王愔并记述作“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张怀瓘认为系蔡邕所作也，那么蔡所写的本就是楷法，后世把“楷法”一概叫作八分。徐浩《古迹记》曾误将蔡氏隶书《熹平石经》，作“三体石经”，记曰：“蔡邕鸿都三体石经；八分：西岳、光和、殷华、冯敦等数碑。”李嗣真《后书品》载：“蔡公诸体，唯范巨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绝。”窦臮《述书赋》：“伯喈三体，八分二篆。”

目下《熹平石经》残石、残拓，西岳华山庙、范巨卿诸碑均有传世拓本，均存于世，因之唐兰《中国文字学》以为“所谓割程割李的说法，显然是虚诬的”，啸东按：就前征以上所字体来看，就是工稳的隶书体。

其五，唐李阳冰也以为“为像八字，势有偃波”；北宋郭忠恕《佩觽》以为是“八体之后，又有此法”、“八分破而隶书出”；黄庭坚以为“用笔须八方分布周密”。

刘熙载《艺概·书概》之“《书苑》引蔡文姬言”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章则均以为“八分”不是定名，小篆取大篆八分，汉隶取小篆八分，今隶取汉隶八分。康氏此一看法正式代表了他“通古今之变”的立场，又与《新学伪经考》卷三下中间一段文字重复。旨在打破传统史学“相承之故，端的可循”源流演变的观念，暗示书法也像经学史今文趋势之变动，认为文字的演变出于自然，并非由某人造出来的。

其六，唐兰同书支持王愔释“八分”之说，认为王氏《文字志》载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无八分，因此可以推论“楷书就是八分”。像东汉石经之类，正是八分的样式。唐氏以为所以名为“八分”，实际只是一种尺度，其后逐渐演变作一种书体，反而替代了“楷法”的旧名。唐氏再举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所谓：“王次仲作八分楷法。”是用了后起的名称，推论“八分楷法”就是“楷法中的一种”，啸东按：这是把“八分”作为较规整的字体来对待的，应该是符合史实的。但“八分”仍应属隶书体范畴，确切地说应当是“隶书中最具楷法者”，即较规整、规范化的隶书体。

六朝以后，把东汉末年的楷书（或曰楷法）叫作八分，而把魏、晋以后的正书，叫作隶书。唐以后多认为“分先于隶”，是倒置也。

北宋之欧阳修《集古录》于卷六内收唐碑正书，则统称“八分”。

明之张萱《疑耀》卷三《八分隶楷辨》载：“是八分与隶及楷，唐以前皆作一体。唐以后，隶与八分为一体，而楷遂自为一体矣。……余谓今之楷书不宜谓之楷，只宜谓之今隶，而汉之隶为古隶可也。”随着20世纪出土文献的增多，书法史上原来多将秦代至西汉（本论文界定在武帝之前）通行的隶书称为古隶，也称秦隶或程隶。而把唐以后的楷书称为今隶。

由现在所能见出土隶书书迹来看，多为简率的草写体，自有了楷法的八分之后，规范化日趋明显，出土书迹则诸如《武威仪礼简策》《定县简策》等。

其七，系启功先生较早提出，在汉魏之际出现一种所谓“新隶书”或“新俗体”，并认为“这些字实是后世真书的雏形”。既有新隶字，于是“旧隶字必须给予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b，故称前者如所谓《受禅表》以及《上尊号碑》的字体作“八分”。并认为汉时篆和篆以前的字体是“古体或雅体”，隶书是“通用的正体”，草和新隶体是“俗体”。较早地提出“古体或雅体”、“通用的正体”以及“俗体”的关系问题。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一般人还是把当时通行的字体（即楷书）称为隶书，把汉隶称为“八分”。

其八，其后，裘锡圭认为最后一说提到的“程隶”，其实并不是指真正的秦隶而言的。古人缺乏字体发展的历史观念，很容易把他们称之为隶书的新隶体或楷书，跟程邈所“作”的隶书混为一谈。例如《法书要录》卷二所征梁庾肩吾《书品论》记曰：“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他所说的正书就是我们所说的楷书。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八分的形体实际上比这种“程隶”更接近小篆，所以才会有取“程隶”二分取“李篆”八分的说法。以上各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学界尚无确证之的论。

但关于这类字体的特点，大家却是基本公认的：即结体一般都是扁方的，秦系简牍署书（早期西汉部分）书写中经常被夸张拉长的笔画，开始逐渐向左右方向转移，并且向下右下方的斜笔几乎都有捺角，这种捺脚的收笔一般又往往略向上挑。横画开始的顿笔开始注意被强调，与收笔的上挑画形成上抑的捺脚式笔法—俗称“蚕头雁尾”。书法的专业术语称为“波势”、“波磔”、“挑法”。同时，向左下方的笔画收笔时也会注意向上挑出。

关于汉代简牍署书—“八分”于20世纪初出土简牍中所见起始年代问题的探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将敦煌汉简中，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和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以前的“使莎车渎相如”简（此系王国维氏所考定）的署书风格，隶定为古隶（即秦系署书风格）。而将同为太始三年的另一件简文，界定为“跟八分没有多大区别了”—即它们已基本具备了汉代成熟八分书的特征。

从当下我们对敦煌汉简所作系年来看，武帝时敦煌、居延汉简的“八分”书实物，最早大约可以上推至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的《敦》1278A和《敦》1278B号简；还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敦》1298号简。前一简的图录极为模糊，而后一简又枯裂之甚，但其古隶的署书特征尚能分辨出来。并且，在裘先生所举出《敦》太始三年八书署书标准的前六年中，还有两支一支署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敦》2165号简，一支署（武帝）太始元年的《敦》1948号简，特别是后者，其结体与用笔，都已是标准的汉代成熟八分书的风格。但也许因为此简是残简的关系，其所残之字形在撇笔与磔笔的书写上，比之其他成熟汉隶署书，强调尚嫌不足。这大概和当时两种署书风格交替时的特殊环境有关。

也许是因为在西汉武帝至宣帝之间署书—古隶与成熟汉隶的书写风格之间，尚有较长时间的交迭与反复的原因。裘先生将八分书的考察标准，定标在出土于居延汉简中的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水门燧长尹野简”和敦煌汉简中的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简。比照他提出的这一标准，我们试将居延汉简中：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甲编》A10—1637、124（《合校》308·45）与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甲编》A10—2548AB、180（《合校》557·3）

两简书迹做一一比勘。再由敦煌汉简中找出（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敦》d1413与（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敦》1241。

两简书迹做一一比勘，与前引标准相较，我们可以说，在西汉武帝至昭帝时，前引两例已和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水门燧长尹野简”，以及敦煌的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简的标准没有太大的差别，说明此时的八分已经完全形成。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武帝征和三年以至昭宣年间以后，比较潦草的或异于八分的署书风格，仍占有一定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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